汉朝时期，江南已经十分宽广，包括了豫章郡、长沙郡、庐陵郡，相当于江西省和湖南省。在两汉时期，洞庭湖南北、赣江流域地区应是江南的主体。《后汉书·刘表传》载：“江南宗贼大盛……唯江夏贼张庄、陈坐拥兵据襄阳城，表使越与庞季往譬之，及降，江南悉平。”其中的“江南”说的就是这一地区。

王莽时，曾经改夷道县为江南县，不久复名夷道县。夷道县，西汉时设置，属南郡，治所在今湖北枝城市西一里。其得名由来在《水经·江水注》有说明：“汉武帝伐西南夷，路由此出，故曰夷道矣。”

隋朝时期，江南被用作《禹贡》中“扬州”的同义词，同时“江南”还有江汉以南、江淮以北的意思。因此，《史记·货殖列传》中关于“江南豫章、长沙”与“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描述。

唐贞观元年（627年），在中央政府与地方州郡之间设立监察区，称为道，分天下为十道。所设江南道，将长江以南的中下游地区囊括了进去。

宋代，改称监察区为路，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在全国设十五路，主要以唐后期江南西道的地域设置江南路。天禧四年（1018年），分江南路为江南东、西两路。其中的江南西路后来逐渐被简称作江西路，就是后来的江西省。今天的安徽、江苏两省长江以南地区，大部分都在当时江南东路辖境。

元灭宋后，依历次军事征服用兵的范围设置了十大行省，原宋代江南东路辖地大多被划入江浙等处行省。

明朝，在南京应天府建都，将其周围十四个府州设为直隶。后朱棣迁都北上，在北京周围同样设置直隶府州，称北直隶，于是将以南京为中心的十四个府州称为南直隶。

清朝建立后，南京留都地位不再，于顺治二年（1645年）在原南直隶之地设置江南承宣布政使司，就是习称的江南省。后又因江南省辖地过于辽阔，分拆成江南左、右两个布政司，后改江南左布政司与右布政司为江苏布政司与安徽布政司，加上原来江南西路之简称江西省早已固化，从此，江南从大政区地名中消失了。

“江南”是一个变动不定的历史概念，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江南”的地理范围各不相同。大致而言，江南地理范围的内涵应包括四个方面：自然地理、行政地理、经济地理、文化地理。

从“江南”的历史演变看，无论其指称的是自然地理范围，还是行政区域，都有一个由西到东、由大到小，由泛指到特指的变化趋势，这一变化过程与“江南”经济开发、文化发展的历史是完全合拍的。“江南”这一名称已由单纯的地理概念演化为包含地理、经济、文化等多种内涵的专指性概念，当人们使用“江南”一词时，在心目中已赋予它比空间区域更为丰富的内涵，这就是发达的经济、优越的文化，以及相对统一的民众心态。可以认为，将太湖平原的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太仓六府一州视作明清“江南”的地域范围更为合理。

江南，单就字面而言，应指长江以南地区，然而在历史上，人们在使用“江南”一词时，却赋予它不同的地域范围。据学者考证，“江南”之词始见于春秋时期，时指楚国郢都（今江陵）对岸的东南地段，范围极小。战国时期，楚在长江南岸拓地日广，江南的范围亦随之向东南扩展，延及今武昌以南及湘江流域。秦汉时期，江南主要指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区，即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全部，南达南岭一线。而在实际应用中，“江南”的范围极为宽泛，所用之处已到“一意之下而形势瞭然”的程度，如李斯《谏逐客书》云：“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史记·始皇本纪》载：“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金锡历来被视为东南吴越之方物土贡，故而可见，秦汉人的观念中，江南包括了今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不过，相对于长江中游的江南地区而言，秦汉时人指称下游的江南地区用得最多的还是“江东”“江左”等名词。

自孙吴立国江东，江东经济文化在经过秦汉数百年的相对沉寂之后，开始得到新的发展，其后历经东晋南朝，都城建康已经形成为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随之，“江南”所指的范围也由西向东转移，成为一个意有所属的特指概念。南朝文学家谢朓在《人朝曲》中所赞叹之“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为理解“江南”提供了两条线索；其一，此时江南的范围已由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移至下游的江浙一带；其二，“江南”一词的内涵与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相联系，故而被誉为“佳丽地”，后人以“塞北江南”来喻指北国风光，其着眼点也正在于此。

最早以“江南”作为行政区划名称的是王莽改夷道县（今湖北枝城市）为江南县，但王莽改制昙花一现，江南县旋改旋废，所以鲜为人知。

浙江、福建以及部分皖南和赣东北地区。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江南东道又析为浙西、浙东（浙东与浙西时有分合）、宣歙、福建四道，其中浙西统辖今苏南、浙北、上海等地。江南西道亦被一分为二，即湖南道、江南西道（简称江西道），这成为今湖南、江西两省名称的起源。唐初设道，原是朝廷派遣京官巡察州县的监察区，安史乱后，负责巡察的观察使大多由手握军政实权的节度使、团练使等兼任，于是道便由监察区演变为州县之上的地方最高行政区。

宋朝改道为路，设有江南东、西路。江南东路辖一府（江宁）、七州（宣、徽、江、池、饶、信、太平）、二军（南康、广德），大致包括今南京、皖南、赣东北部分地区；西路则约当于今江西全省。在今镇江以东的苏南、上海、浙江地区设两浙路，建炎南渡之后又分为浙东、浙西两路。浙西路包括临安、平江、镇江、嘉兴四府，安吉、常、严三州，江阴军，也就是环太湖的苏南、浙北及上海地区，与唐代浙西道相近。

清顺治二年（1645年），将明朝的南直隶改为江南省，辖区包括今江苏、上海、安徽三省市。顺治十八年（1661年），江南省设左、右布政使，左布政使驻江宁，领有今安徽及苏北地区共九府四州，右布政使驻苏州，领江宁、镇江、常州、苏州、松江五府，这为江南分省迈开了第一步。其后江南省又增设巡抚、按察使各一员，划区分管。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江苏、安徽分省最终确立，江苏因事务繁剧，又增设藩司一员，“将江、淮、扬、徐、海、通六府州分隶江宁藩司管辖，苏、松、常、镇、太五府州分隶苏州藩司管辖”。尽管江南省至迟已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完全分立，但直至晚清，人们习惯上仍常用江南省来代称江苏省。如道光十七年（1837年）七月，给事中孙宝善在奏折中称“江南省之徐州府”云云。

江南的经济地理范围是明清经济史学者关注的问题之一，但从来没有达致统一的认识。在有关学者的论著中，江南大则囊括苏皖南部、浙江全省乃至江西大部，小则仅有太湖东部平原之一角，界乎其中则有苏松常镇或苏松嘉湖四府说、苏松杭嘉湖五府说、苏松常杭嘉湖六府说、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说、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说、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徽九府说、苏松常镇宁杭嘉湖甬绍十府说等等。为此，李伯重先生根据施坚雅的区域研究理论，提出划分“江南地区”范围的两条标准：其一，该地区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其二，该地区具有经济联系的紧密性和经济水平的接近性。所谓“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须是一个自然——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域，换言之，在其外部应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而在其内部，不仅应有大体相同的自然——生态条件，而且最好还属于同一水系，使其内各地相互发生紧密联系”。李伯重显然接受了施坚雅的“地域即河川流域”的理论，强调水系的功能。区域内经济联系的紧密性则主要采纳了施坚雅的高层中心地（high-level centralplace）理论，即“一个经济区应当有一个人口和财富集中的核心，围绕这个核心的是一些人口和财富密度逐渐递减的同心圆。该地区的主要城市的商业腹地都在该地区的边界之内，这些城市之间的商业联系很密切，而且最密集的城际贸易几乎都在该地区的核心部分”。据此可以认定，明清江南地区苏、松、太、常、杭、嘉、湖、宁、镇八府一州应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经济区。首先，该地区由太湖水系和江南运河连为一体。其次，该地区已形成几个具有高层中心地功能的大中商业城市，而八府一州就是这些高层中心地的基本经济腹地。第四，该地区已形成了一种具有核心——边缘关系的地域分化结构，在最高层中心地苏州周围，由南京、杭州、松江（明）——上海（清）构成了一个三角形的核心区。

李伯重划定的明清江南地区的范围与台湾学者刘石吉的界定相一致，并得到国内不少学者的认可。然而就在这八府一州的范围内，无论是地形地貌、抑是经济水平都存在着明显的东西部差异，仅仅依据水系河流与经济联系来界定江南这一历史形成的概念尚嫌不足。李伯重也认为：“在这个经济区与严格按照施氏标准界定的经济区之间，也存在着一个重大差别，即：此地区的一些大城市的商业腹地，大大超出了此地区的边界。其中南京和杭州两大城市既是苏、浙二省的省会，而且地理位置又靠近这八府一州的西部边界，所以它们的商业腹地并不完全局限于边界之内”。“就是江南一些专业化的市镇，贸易范围也往往越过上述边界”。但“总的来说，这个地区内各中心地之间的联系大大超过它们与外地的联系，它们各自的基本商业腹地主要还是在这个地区之内。这种密切的内部经济联系，使得该地区确实可称为一个经济上的统一体”。如此说来，这一经济区域范围的确定，在依据两条客观标准的同时，仍然掺进了较强的主观判断因素，以八府一州作为一个完整的经济区与作者所设定的两条客观标准之间仍存在着一定距离。

再从具体研究中学者所持观点看，日本学者对江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太湖平原的苏松太常杭嘉湖六府一州；美国学者更多的是从事具体地方的研究，冠以“江南”的极少。即使国内一些学者，在认同江南八府一州范围的同时，实际研究仍集中在东部地区。同样，李伯重在新近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中，“为了讨论的方便，将所论的‘江南’地区限定于地理学中的江南平原（或太湖平原），范围大体包括宋代浙西路辖下的苏州（平江府）、常州、秀州（嘉兴府）、湖州与江阴军。”在刘石吉统计的《明清两代江南千户以上市镇表》中，所有千户以上的市镇均集中于太湖周围各州县。近代上海开埠以后，尤其是太平天国以后，这种东西部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1984年，中国政府划分的“上海经济区”，以上海为中心，加上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共10市55县，面积占全国的0.8%，人口占全国的5%，而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国的15%，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从文化而言，宁镇地区与太湖平原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表现出风格各异的区域特色。在新石器时代，太湖流域的文化发展序列是罗家角早期遗存、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陶器纹饰风格以素面为特色。宁镇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发展序列是丁沙地文化类型、北阴阳文化、昝庙一期、昝庙二期，陶器纹饰风格多为素面，但彩陶占有一定比例，其文化特征接近于江淮地区的薛家岗文化和中原的仰韶文化。这主要是因为宁镇地处南北交通要道，因而更易受到来自中原文化的影响。在商朝，宁镇地区的湖熟文化与太湖流域的马桥文化存在着较大差异。湖熟文化的文化渊源主要是继承了该地区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和中原的商文化；马桥文化则因为与本地的良渚文化之间存在着数百年的文化断层，其文化主源头来自南方的几何印纹陶因素，以及部分夏文化因素，因而其发展水平反而出现倒退现象。商末周初句吴国建立之后，宁镇地区与太湖平原因同处吴国境内而出现文化整合，但由于缺乏可资说明的文献、考古材料，还遽难定论其整合至何种程度。

晋室南渡后，大量北方士族侨居宁镇地区，仅京口（今镇江）的侨民多达22万，比土著居民还多2万。由于人口结构的根本性改变，从而带来宁镇地区方言、风俗直至文化面貌的巨变。太平天国战争中，宁镇地区人口损失惨重，战后江北等地移民大量涌入，宁镇地区的方言便逐步融入到江淮官话方言系统，脱离了吴方言区。今以丹阳、金坛、溧阳、高淳以西属江淮官话，以东则属吴方言，泾渭分明。与宁镇地区相比，太湖流域是孙吴土著士族聚居地，北方侨姓士族新来乍到，为求和平共处，遂避开吴姓士族而向浙东地区发展，保证了太湖流域文化的连续性和相对独立性。

与苏松地区相比，宁镇地区民风显得较为淳朴。明弘治正德年间，金陵人顾磷说：“吾乡大都也，生人之性亢朗冲融，重义而薄利，风俗之美，喜文艺而厌凡鄙，得天地之灵懿焉”。万历以后，金陵民风也开始出现较大变化，“浮惰者多，劬勩者少；怀土者多，出疆者少。……俗尚日奢，妇女尤甚，家才担石，已著绮罗，积未锱铢，先营珠翠，发迹未几，倾覆随之，比比是也”。但在溧水县，民风士气依旧淳朴。据光绪《溧水县志》载：万历时，“溧之民朴而啬施，捐而寡合……妇女不出户，力勤纺绩。寒士不耻恶衣恶食，富者行街坊不乘舆马，士大夫不听无籍投售为奴仆，栋宇不作斗棋施绘采，衣服不慕纨绮，饮食不求珍异。……婚嫁重门户，纳彩、纳币、请期及亲迎、庙见，皆遵古礼。……大姓聚族而居，重世系，异姓不得人谱。……乡里淳朴之氓，不见外事，安于畎亩，衣食务本力农”。与溧水紧邻的溧阳县，清朝康乾时期，还是“民俗果毅，务本植谷，不事商贾”。“聚族而居，崇尚谐牒，多有宗祠，朔望供饭焚帛。绅士显贵，不计奁财。村有学师，轩文而轻武”。高淳县至民国时期仍是“崇孝义，重廉耻，……贫民不肯当舁舆之役，居乡士大夫亦不肩舆。……婚嫁必重门户，纳彩、纳币、请期等皆遵古不废”。再看镇江府，南宋时，“土风质而厚，士风淳而直”。至清代乾隆间，士子“自制举业外辄束书不观，而所谓制举业者，又区区以苟且侥幸应功令，非有贯穿今古，博综经术，可以卓然追配前闻者也。艺文凋谢，行谊浸衰，以至谒公庭，溷乡曲，逐货贿，皆自学校倡之”。

应该承认，即使在太湖平原的苏松常杭嘉湖，府县之间、城乡之间、城镇之间、乡村之间，均存在着士风民习的差异，但作为一个整体，其信鬼神、好淫祀、尚文、尚奢、重商、好讼之俗还是带有一定普遍性的。这与宁镇地区（尤其是下属溧水、溧阳、高淳等县）俭啬、务本力农、聚族而居、束书不观形成何其鲜明的对照。尽管在明中期以后，金陵风气开始转变，尚奢浮惰之人开始增多，但影响所及主要还是局限于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内，而县城乡村的社会变迁则极为缓慢。从民风习俗上划分，宁镇地区与太湖平原应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化区域。

江南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地理环境大致分为平原、山地丘陵和盆地。

江南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江南的气候特征。江南北面紧邻东西走向的长江，东临东海，南邻南岭山脉。江南地区的主要气候特征是夏季高温、潮湿、多雨的湿热和冬季阴沉细雨的阴冷。

在冬春季节，北方的冷空气南下，常常停滞于南岭北坡；北上的暖空气却越过南岭山脉之后与冷空气混合，形成江南地区的冬春寒雨，使江南地区成为同纬度冬季气温最低而湿度又大的地区（高原除外）和春季多雨地区。冬天阴冷为江南气候的第一特色。绵绵春雨是江南地区气候的第二特色。初夏季节，大约六月上中旬左右江南地区会进入它所特有的季节——梅雨季节，江南地区气候的第三个特色，俗称黄梅季节（此时正值杨梅成熟）。这是由于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季节性北上，南方的暖湿气流和北方南下的冷空气相遇产生锋面雨。副高压继续北上，在盛夏时节控制江南地区，这时江南地区变成了全国最为闷热、大面积高温的地区。此时季节称为伏旱，这也就是江南气候的第四个特色。

根据香港天文台提供的资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提供的《建筑气象参数标准》中有关江南城市各参数，可以归纳出江南地区有如下共同的气候特点：

江南地区大致位于北纬30度附近，属于副热带高压的控制范围。纵观全世界同纬度地区，由于常年受副热带高压控制，降水稀少，大部分地区被沙漠覆盖。

然而同纬度的中国江南地区不仅摆脱了沦为干旱荒漠的厄运，反而成为了降水丰沛、林木葱郁的湿润季风区，成为了全球副热带沙漠中的一片绿洲。这要归功于青藏高原。

科学研究表明，青藏高原的隆起，极大地改变了亚洲大气环流的形势，导致了地球上最强大的亚洲季风的形成，并对北半球的环流产生重大影响。

可以说，江南的湿润与富足得益于青藏高原和亚欧大陆所赐予的季风气候，充沛的降水塑造了烟雨江南。

秦汉以后，长江下游地区缓慢而又持续地得到开发。东晋时期，中央政府为避北方战乱，第一次从黄河流域迁到长江流域，将首都建在今南京，于是，长江下游流域得到迅速开发，成为农业生产的一个中心。到隋朝开通了大运河以后，长江以南地区日渐发达，长江流域的粮食财赋源源不断地被运往北方。到唐代，全国经济重心南移，江南的繁盛富庶已经表现出来。诗人韩愈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之八九。”虽不排除文人夸大成分，但至少说明江南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到了引人瞩目的程度。不仅如此，唐人在描绘宁夏平原风光时，也用上了“塞北江南”一词，从此以后，说到江南，人们就联想起秀美的山水、富饶的经济，以及发达的文化。到两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完成，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遂成全国经济最为繁盛的地区，时人称“苏湖熟，天下足”。这个地区同时也就成为帝制国家财赋所出的重地。

南宋以后，狭义江南的经济地域范围慢慢清晰起来。明代大学士丘濬接着唐代韩愈“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之八九”的话说道：“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之十九。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这里所说的五郡，相当于今日的苏州、上海、常州、嘉兴、湖州。这五府环绕太湖，基本上相当于太湖流域。有些人并不拘泥于以环太湖诸府来做观察，将镇江府和杭州府也加入进去，把七府当成一个整体。这一局面的形成，既是南宋末年国家赋税制度影响所致，更在于这些州府经济最为发达，是全国的经济重心之所在。因此，江南，已经不只是地理概念，更是经济区域的概念了。正因为此，学术界在考察明清以来的经济地理时，就按地理上的完整性、区域内部不同地方经济水平的接近以及经济联系的紧密性等标准，将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再加上江宁府，视作一个完整的区域——狭义的作为经济地理区的“江南”。

近代以后，情况略有变化。对外通商口岸开辟后，原先依靠运河水网的经济体系逐渐被海运取代，上海崛起，取代苏州成为江南的中心城市。至此，江南地区，便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港口都市上海在经济、文化上对周边辐射所及的范围。江南仍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江南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主要有有海派文化、金陵文化、杭州文化、苏州文化、扬州文化等文化。历史上的中原地区经历了多次战乱，每一次重大历史变更，造成众多世家大族与百姓集体南迁，也带来了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的激荡与交融。其中，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宋室南渡三次大规模南迁，产生了至关重要的深远影响。

公元300年前后，五胡乱华，西晋亡。北方的剧烈动荡，迫使北方士族和百姓大量南迁。建武元年（317），晋元帝司马睿到建康（今南京）建都，中原士族大家相随南逃，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这是有史以来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迁。司马睿即晋帝位，东晋由此开始，永嘉南迁促使了中原文明大规模向现中国南方地区转移。永嘉南渡后形成于南朝中后期的新江南文化，继承、发展和丰富了原先的北方文化与江南文化的精华，使之成为隋唐北方文化的重要源头与隋唐精英文化的基础之一。

安史之乱至唐末五代，发生了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规模移民南迁。到唐朝后期，江南的赋税收入就已在国家财政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五代期间，江南因免于战祸，得以摆脱了对北方的财政负担；进而使当地政权有财力大规模兴修水利，疏浚河道，设置闸堰，建筑江堤海塘，为农业稳产高产创造了条件。到北宋时，已经有了“苏常（州）熟，天下足”的谚语。

北宋的倾覆和政权的南迁，造成了再次的人口南迁，这次人口迁徙，不同于前两次，它的过程持续而漫长，历经二百余年，直到元初。为了快速稳定政权，安置移民，南宋朝廷制定了政策，准许南迁百姓开垦滩涂，并予以减免三年租税，开放所有寺庙院寓以供南渡者居住。在当时的杭州内城，由于迁入的北方人居多，连当地的方言也北方化了。移民给江南带来了人力、物力，也促进了文化的交融。

到清代，江南已成为全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回望这数千年间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对于江南一域而言，不仅是人力、物力、财力的流入，更是一种持续动态化的经济、文化、社会全面大开放大包容，成就了中国之“江南文化”的自发、自省和自觉的“开明开放精神”，也带来了经济的富庶、文气的昌盛。可以说，在历史动态性的一次次移民汇入和对外发展中，江南一地开明开放的文化特质从被动一步一步走向主动。这一特点，到了近代表现得更为突出。江南多次扮演华夏文化中心的角色，可以说江南文化因吸收中原文化而成长，现已成为中华的主体文化之一。

在明代，整体学校教育都有往下普及的倾向，而江南作为当时全国经济最为富庶的地区，其文化教育的普及程度也是首屈一指。唐宋以来，随着文化重心的南移，江南逐渐成为全国文化中心，其学校教育亦十分发达。位于南京夫子庙学宫东侧的江南贡院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科举考场，其规模之大、占地之广居中国各省贡院之冠，创中国古代科举考场之最，仅明清时期全国就有半数以上官员出自江南贡院，被誉为“中国古代官员的摇篮”。道光《苏州府志》就曾说：“天下郡县学莫盛于宋，然其始亦由于吴中，盖范文正以宅建学，延胡安定为师，文教自此兴焉。”学风之盛达到“执来垂髫之子，孰不抱籍缀辞，以干荣禄，褒然而赴诏者，不知几万数”的程度。至明代，学校更盛，王崎说：“自范文正公建学，将近五百年，其气愈盛”，清初叶梦珠回忆儿时说：“吾生之初，学校最盛。即如上海一学，除乡贤奉祠生及告老衣巾生而外，见列岁科红案者，廪、增、附生，共约六百五十余名，以一府五学计之，大概三千有余，比昔三年两试，科入新生每县六十余名，岁入稍增至七十，其间稍有盈缩，学臣得以便宜从事。是以少年子弟，援笔成文者，立登庠序。一时家弦户诵，县试童子不下二三千人，彬彬乎文教称极隆焉。”可见当时江南真谓是全国“学风分布密集地区”“东南精华聚集之地”。

明代江南文化教育之兴盛，始于重教之风气。崇学重教使得江南出现了众多的文学者，其中不乏饱学之士、巨匠大家，宋、元、明代许多著名儒士都出自于江南。就范金民先生所统计，明代共有进士24866人，江南为3864人，占全国总人数的15.54%，即不到七个进士中就有一位江南人士。其中文魁更是以江南人居多，明代共有89位状元，江南就有21人，占近四分之一，榜眼、探花、会元也多是江南人士。

除此以外江南还有许多著名的书院，四大书院中有三个位于江南，即江西的白鹿洞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其它还有紫阳书院、崇正书院、八桂书院、象山书院、丽泽书院、东林书院、明道书院、齐山书院、阳明书院、甘泉书院、会华书院、李白书堂、五经书院等。

江南诗人无论数量、质量方面均占据唐代诗歌创作的重要地位。据统计整个唐代有诗作存世的江南诗人357位，占唐代诗人总数的18.5％，而江南诗人存诗数量达11346首，占了现存唐诗总数五万五千首的20.6％，超过了五分之一。唐江南籍众多诗人中，如虞世南、许敬宗、骆宾王、贺知章、包融、张旭、储光羲、戴叔伦、刘长卿、严维、钱起、权德舆、顾况、皎然、张籍、李绅、孟郊、秦系、张祜、朱庆馀、殷尧藩、施肩吾、陆龟蒙、项斯、罗隐、贯休等，都是唐诗史上的重要作家。在此基础上，江南自然“成为一个与京城并立的文化中心”。

江南建筑粉墙黛瓦的黑白世界具有非常鲜明的地域特色。黑与白这种在绘画艺术中的两极色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阴阳两界、象征天与地的色彩，被古人成功运用到江南建筑的主体外观上，使其成为江南建筑最为贴切的质朴外衣。有了粉墙黛瓦的缀饰，江南的山水就更加如诗如画了，毋庸讳言，这种黑白色彩在江南建筑外观上广泛整体的运用，在世界地域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江南建筑用天井庭园式布局以适应江南多雨湿热的气候特点，用厅堂、正房、侧厢、楼阁等多变的组合来体现家庭的礼制性习俗。与住宅群相伴而成的街、巷、弄、棚，与水道相伴的码头、驳岸、桥梁，与物质精神生活相伴而生的店铺、作坊、私塾、祠庙等，参差错落，繁而不乱，一起形成具有鲜明特征的江南水乡文化风貌。

蚕桑一直是江南太湖流域农民重要的生产内容和生活来源，丝绸业一直是江南手工业和商业的传统特色和经济支柱。东晋南渡以后，江南地区的桑蚕丝绸业就开始崭露头角；到唐朝，江南已经成为全国丝绸的重要产区；北宋年间，由于南方少战火，丝绸生产中心进一步南移；随宋室南渡，南京、苏州、湖州、杭州、秀州、越州蚕桑丝绸业迅速发展。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鲁桑”南迁，与原有的江南桑树优势互补，培育出品质更优的“湖桑”，加上饲养技术更趋完善，蚕茧和丝绸的品质也随之大幅提高，花色品种明显增加，产品风格也有很大的创新。扬州的白绫、常州的紧纱、杭州的白边綾等都是闻名全国的精品。江南开始成为全国名副其实桑蚕丝绸生产中心。

织锦是中国传统丝织品中最富丽华贵、最具有特色的品种。得益于宋室南渡与丝织业生产重心的南移，江南地区的织锦业后来居上。清朝在南京、苏州、杭州三地置宫廷织造局，俗称“江南三织造”，这三城同时也是织锦生产基地，加上成都，至近代，已形成南京云锦、苏州宋锦和成都蜀锦三足鼎立的局面。

南京是清代江南三织造之“江宁织造局”所在地，是皇家绸缎最重要的生产基地，尤以云锦生产著称。所谓云锦，包括库金、库缎、妆花缎三大类，具体品种更是繁多。库缎其实是一种暗花缎，严格地说不是织锦，库金和妆花缎才能代表云锦的特色，特别是妆花缎中的金宝地，华丽富贵，金碧辉煌。所谓“妆花”，指一种“通经断纬”的织造技艺，即用不同颜色的彩丝纬管，对织物上的图案花纹作分区分块的挖花妆彩，相当于在特定的花纹部位用小梭子来回盘织，因此配色非常自由。妆花中特别华贵的称为“金宝地”，用圆金线织满地，再在满地金线上挖织彩花，其富丽堂皇达到极点。

苏州也是丝织业重镇，江南三织造中，苏州织造局的名气不亚于江宁。苏州的织锦业以宋锦著称，所谓宋锦，其实是清代苏州生产的一种仿宋装饰锦，也称“宋式锦”，与真正的宋代织锦有所不同。宋锦分大锦、小锦、匣锦三大类，其中大锦又有重锦和细锦之分。从组织结构上说，宋锦以斜纹或平纹为地，多彩提花，较多地保留了古代织锦的特色。其中重锦用于织造佛像等挂饰，画面精细，用工最重，细锦、小锦与匣锦皆用于书画包首、经皮子、囊匣装裱等，是一种装饰用锦。宋锦一般采用规整的几何纹样或缠枝花卉，图案精巧，配色典雅，近代苏州民间机坊多有生产。

杭州也是清代江南三织造的所在地。关于杭州织造局的出品，康熙年间有妆花、织金并各种花缎，与今天南京的云锦类似；雍正年间生产过宋锦、洋锦、洋倭缎等产品，又与今天的苏州宋锦、漳缎类似。从近代杭州民间出产来看，杭州不以织锦见长，最著名的是线春、线绉、杭缎、杭纺、杭罗、杭绸等丝织品。

中国江南传统刺绣以中国四大名绣之一的苏绣为代表，与绣画有着最为久远密切的联系。历代绣画之巅峰——晚明顾绣就诞生于松江地区，并深刻影响明清苏绣甚至整个中国传统刺绣的发展。

绣画的巅峰及理论研究均出自江南一带，这和“绣画”即刺绣与绘画的密切联系，以及江南地区文人画的传统有关，从美术史研究的角度来说，绣画的研究即是中国江南传统刺绣研究中最具艺术价值、最有文化意义的一部分。

《现代汉语词典》对“江南”一词有两个解释：一是长江下游以南的地区，就是江苏、安徽两省的南部和浙江省的北部；二是泛指长江以南。“江南”一词的两种含义可分别叫做“小江南”和“大江南”。“江”字本指长江，因此无论大江南、小江南，都在长江以南。

在语言学家的眼中，江南即是吴语区域图。汉语方言被划分为7个大的方言区域，分别是：北方方言区、湘方言区、赣方言区、吴方言区、粤方言区、客家方言区和闽方言区，从方言的角度看，现代汉语的小江南与吴方言区大体重合，后者更大一些。现代汉语中的大江南与南方方言区也是大体重合，只是后者会小些，排除了长江上游以南地区。

现代汉语方言的“小江南”和“大江南”景观是汉语方言历史演变的产物，长江在阻挡北方方言南进和造成方言分化方面无疑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江南园林是中国古典园林的杰出代表，它特色鲜明地折射出中国人的自然观和人生观。江南园林是以开池筑山为主的自然式风景山水园林，兴盛于六朝，终于明清。江南古典园林中，以江南“四大名园”为代表，即南京瞻园、苏州留园、拙政园和无锡寄畅园。除此之外，上海豫园，南京愚园、煦园、芥子园，扬州瘦西湖、个园、何园，苏州沧浪亭、狮子林，南通水绘园等，都是江南古典园林的典范，南京玄武湖则是当代仅存的江南皇家园林。

长期以来，江南地区繁荣的园林文化就是中国园林研究的主要对象，尤其是明清以来的江南古典园林遗存“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均为全国之冠”“代表着中国风景式园林艺术的最高水平”，因而成为认识中国园林的主要来源。

古镇是江南文化的核心部位和典型代表，在江南星罗棋布，比比皆是，如嵌珍珠，熠熠生辉。有人说江南有二十大名镇，有人说有十大名镇，有人说有四大名镇，但不管有多少，这些名镇都是家家临水、户户通舟的景象，到处都洋溢着鱼米之乡的温婉气质。